1994年2月，邮电部发行了一组《爱国民主人士》纪念邮票，表达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永久纪念。其中，第3枚邮票是一位老者：长髯飘胸，双唇紧闭，眼镜下的双目炯炯有神。邮票上的人，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民主人士马叙伦。

奔走呼号　“挽蔡”护校

　　1885年，马叙伦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戊戌变法后，他受西欧进步思想影响，萌生并坚定了“打倒清政权建立民主国家”的信念。

　　为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马叙伦创办《国粹学报》，担任《浙江日报》等多个知名报刊主笔，先后加入南社、同盟会等进步团体，参与爱国护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时，他在杭州筹办民团，响应起义。1915年，马叙伦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先是发表讨袁檄文，继而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离京南下，以示抗议。此举一时轰动京沪，他也因此被誉为“挂冠教授”。

　　马叙伦和蔡元培同为浙江人，相识甚早，在上海共同为革命理想奔走时，蔡元培对马叙伦很赏识，马叙伦对蔡元培也很佩服。1916年12月，北大校长胡仁源辞职，马叙伦就和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好友汤尔和商量，向教育总长范源廉建议，电邀正在法国的蔡元培回国执掌北大。范源廉深表赞同，即请总统黎元洪发出任命。次年1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长，北大由此翻开新的一页。这年春天，马叙伦应蔡元培邀请，重回北大任教。此后的岁月里，他与蔡元培相知相助，积极推行教育改革。

　　正当马叙伦沉浸于教学和著述时，五四运动爆发，32名爱国青年学生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事态严峻。为营救被捕学生，蔡元培与学界同人奔走抗争，严厉谴责北洋军阀政府的所作所为，义正词严进行交涉。经过努力，被捕学生终于获释。然而，蔡元培却主动提出辞职，以此表示不愿与北洋军阀政府合作的态度。5月9日晨，他留下一封辞职信，悄然出京。

　　校长辞职离校的消息，在北大掀起轩然大波。当晚，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留蔡元培，北大教职员召开全体会议，成立教职员会，推选马叙伦为书记。大家还一致推选马叙伦、李大钊、沈士远等8位教授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挽留蔡元培。第二天，马叙伦等人代表北大教职员到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元培不留任，即“一致总辞职”。北洋军阀政府对此消极敷衍，北大师生要求校长归来的呼声越来越高。5月13日，马叙伦等代表再度前往总统府请愿。

　　5月6日，北大发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简称教联），推选马叙伦任书记。他倾注大量精力，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马叙伦所在的北大教职员会与教联，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和“挽蔡”斗争的重要力量。

　　为了声援五四爱国运动，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对挽留蔡元培的敷衍塞责，北京各校学生纷纷罢课，半个月后，全国多个城市罢工、罢市，形成运动新高潮。6月3日，北京多所大学的学生罢课，自行分组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北洋军阀政府继续强力镇压，逮捕大批学生。得知被监禁的学生们食不果腹，马叙伦代表教联前往探望，他来到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在军警监视之下，用文言文进行演讲，婉转传递外界信息，安慰鼓励被捕学生。此后，马叙伦率领教联代表，多次去教育部交涉。

　　几天后，北洋军阀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将学生全部释放。大家高呼着“学界万岁”“北京大学万岁”等口号重返校园。经过爱国师生的艰苦努力，6月26日，北洋军阀政府致电蔡元培，不接受他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随后，派出教育部代表会同教联代表、北大教职员代表等，南下杭州劝蔡元培回校，表明挽留诚意。持续数月的“挽蔡”斗争，以此宣告胜利。

　　蔡元培虽然同意留任北大校长，但以胃病未愈为由，没有立即返校，而是委托蒋梦麟代理校长。马叙伦责无旁贷，积极协助蒋梦麟主持校务，在此期间，深得师生的拥护。同年9月，蔡元培在病愈返京前写给马叙伦的信里，盛赞他辛勤奔走与付出，“五四以后，承公苦心维持，北大得以保存，众口同声，弟闻之不胜钦佩”。

舍生取义　领导索薪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期间，军阀割据、连年战争，财政紧张，常常拖欠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金，导致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经常发起索薪运动。

　　1921年，马叙伦受北京教育界推举，成为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还担任国立8校教职员会联合会的主席和索薪代表。2月，各校教职员工已有两个月领不到工资，连粗茶淡饭都难以维持，有的为生计所迫靠拉人力车谋生，有的甚至靠典当、借债等方法勉强维持生计。无奈之下，教师们向北洋军阀政府发起请愿，得到的却是敷衍搪塞。到了3月，各校教职员忍无可忍，只好联合罢教，马叙伦等五十几位索薪代表发表宣言：“我们再不能忍了！所以我们只好宣告停止职务，与政府作最后谈判。我们所痛心的，是耽误了青年学生最宝贵的光阴。但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去负。”

　　情势危急，北洋军阀政府仍熟视无睹。4月12日，国立8校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要求政府迅速发清欠薪。见此情形，政府只好在5月拨发了4月的薪金，但对之前的欠薪仍拖延不发。广大教职员长久积压的不满和愤怒终于爆发了。在马叙伦、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等国立8校教职员再次进行索薪斗争，并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诉求。

　　6月2日，学生代表20余人赴国务院请愿，求见国务总理，不料总理不但拒不露面，反而将学生们禁闭院内。3日，国立8校教职员和校长全部出动游行，冒雨涌向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由于遭到卫兵阻拦，只能暂时退回教育部集合。马叙伦发表演说，慷慨陈词，动员大家积极参加索薪斗争，师生们又振奋起来，再次整队出发。

　　马叙伦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行进中，国立中小学的教职员们也相继自愿加入，请愿队伍滚雪球般愈发壮大，直至扩大到近万人。在教联代表及校长们的率领下，请愿师生队伍浩浩荡荡奔向总统府，提出发还积欠薪金的要求。当队伍行近总统府新华门时，武装卫兵粗暴拦阻，坚决不予通行。大家纷纷上前理论，让卫兵予以放行。卫兵异常蛮横，不但不许大家通行，还用枪托、刺刀等恫吓和殴打手无寸铁的师生。身先士卒的马叙伦最先遭到殴打，头部、腰部均受重伤。李大钊等数十位师生也惨遭毒打，造成令社会各界强烈愤慨的六三惨案。这一天，大雨倾盆，马路上血水交融，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

　　目击这场惨案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曾这样描述：“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之后，马叙伦等10多名重伤者被抬入医院诊治。

　　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竟然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以马叙伦、李大钊等“诋毁总统、打伤教育部代部长及总统卫兵”为由，向法院提出公诉，甚至虚构情节，通电各省制造舆论。在受伤教职员住院期间，还安排军警围守医院，不许入院探视，对马叙伦采取严密监视，不许他转院。马叙伦义愤填膺，从6月11日开始绝食抗议。接着，李大钊以《最悲痛要紧的一件事》为题发表文章，呼吁广大同人设法支持“断绝饮食，决心自杀”的马叙伦。与此同时，全国各界纷纷电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六三暴行。北洋军阀政府担心事态扩大，不得不撤退军警，并派人出面调停，同时也发放了部分欠薪，这次索薪斗争以胜利告终。马叙伦出院后，仍主持教联工作，1919年年底因病回杭州休养。

道义使然　援救陈李

　　马叙伦与陈独秀、李大钊既是同事，又是好友。关键时刻，他对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好友、同事，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后经各界人士积极营救获释，一度暂住在北大教授刘文典（字叔雅）家中。当时，马叙伦在北京熟人众多，各方面消息灵通。1920年2月的一个冬夜，马叙伦刚吃过晚饭，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当局要在当天晚上逮捕陈独秀。当时刘文典家离马叙伦住所有十五六里，当面通知根本来不及，情况异常紧急，刻不容缓。

　　马叙伦急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很快，他想到了北大教授沈士远，沈家与刘家距离较近。因此，马叙伦决定用电话通知，请沈教授帮忙传递消息。由于需要避开监视，电话拨通后，在对话中不能直接讲明情况，更不能提到陈独秀的名字。想到陈独秀曾任文科学长，马叙伦急中生智，说：“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这个重要的信息很快传给了陈独秀，使得他能够提前准备，迅速连夜躲避。当夜，军警出动抓人却扑了个空，有惊无险。第二天清晨，李大钊乔装一番后，赶着骡车，将陈独秀送出了北京，躲过了一次追捕。

　　马叙伦不仅智救陈独秀，还成功救过李大钊。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叙伦出任教育部次长。不久，段祺瑞任临时执政，马叙伦担任国务员，代理教育部部务。一天，教育部得到一份密件，其中说道：“共产党首领李寿长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明追捕。”“寿长”与李大钊的字“守常”谐音，这令马叙伦敏锐意识到，密件中所讲之人可能就是李大钊。于是，他冒着极大风险，把这份密件压下不办，并设法将消息传递出去，使李大钊幸免于难。

　　1927年4月，身处浙江的马叙伦得知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消息，心中悲痛万分。1931年回北平后，他才得以在李大钊遗像前洒泪致哀。他曾写下诗篇，深切怀念挚友：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从理真。

　　马叙伦终身践行“言行要利于社会，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祸也在所不计”。他为求真理，勇往直前，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到创建民进、加入民盟，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一直都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任教育部首任部长。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0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