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它在西柏坡最初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西柏坡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条件为多党合作制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保证。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西柏坡精神的形成为多党合作的探索和实践奠定了坚强的思想基础。西柏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是多党合作的稳固基石。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积极探索是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关键。中共积极争取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权，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积极探索多党合作中的理论和实践，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形成。

关键词：西柏坡；多党合作；地位；作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尤其是今天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高瞻远瞩地确立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主题。而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要始终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地位是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确定的，而它的雏形却是在西柏坡形成的。西柏坡，这个光耀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是伴随着中共中央工委和毛主席选定这个地方作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而名声鹊起的。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从根本上推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我党抓住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完成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蓝图刻画，为人民当家作主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西柏坡初步形成。

一、西柏坡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条件为多党合作制度在这里初步形成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是优越的地理位置。西柏坡位于平山县中部，处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90公里。这里交通方便，易守难攻，既便于和各解放区的联系又适宜危机时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城市进军。尽管附近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村子较小，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有一段距离（1公里左右），便于保密。便利的交通和安全稳定的环境使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中共中央在这里进行了整党，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领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中央还在这里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接见了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这里领导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在这里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筹建新中国，共同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二是发达的经济。西柏坡，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水土肥美。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对于西柏坡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说过：“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较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利于保障军民的经济供给，中共中央机关众多人能够在这里进行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能够在这里完成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与西柏坡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分不开的。
　　三是较为扎实革命基础群众基础。平山县革命发动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县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所环抱，是晋察冀边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等首脑机关也曾在这里居住长达三年半之久。西柏坡是平山县的模范村，1937年冬建立党组织，到1948年时已有党员40名，占全村人数的12.3％。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6.2万余人。特别是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奠定了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基础，华北地区相对和平的环境为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实践提供了优越的实验基地。
　　　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西柏坡精神的形成为多党合作的探索和实践奠定了坚强的思想基础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在这里，中共中央不仅领导了新民主主义取得全国胜利，而且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建设的转变，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西柏坡时期，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思想，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以及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都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新阶段，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她为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国家政权建设、政党制度建设等奠定了坚强的思想基础。
　  西柏坡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三大战役和七届二中全会都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件，在西柏坡这个农村指挥所里，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吹响了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号角，正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中，产生了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创业精神等多种革命精神，贯穿这些革命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敌情、我情、友情，适时作出战略决战的决策，积极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体现了实事求是；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胜利后的形势，提出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了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无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西柏坡精神精髓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不同于前苏联的一党制，它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的前提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朝党与在野党的关系。

三、西柏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是多党合作的稳固基石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抗战胜利后，党又因时制宜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到了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政权的思考更加成熟，明确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学说。
　　“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名词，最早被中国共产党提出是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首次在党内使用是在西柏坡时期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首次对外公布是1948年年底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中，号召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2]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规定，“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写进党的决议。同时，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还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便在革命时期，彻底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定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这里人民的范围包括作为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各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就是联合他们彻底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并在革命胜利后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从历史、现实和理论高度上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内容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由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人士共同起草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4]
　　诞生于西柏坡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中央领导集体的又一伟大创举。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的必备前提和根本保证，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稳固基石。

四、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积极探索是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关键
　　处于“三座大山”残酷统治之下的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异常强大，秉承忧国爱民初衷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始终与中共密切合作，在反抗共同敌人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与其长期合作、并肩奋战过的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表示出强烈的与之真诚合作、共商国是的迫切愿望。

（一）中共积极争取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权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由谁召集，实际上是新政协由谁领导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最初的态度是由中共与国民党、民盟共同召开。毛泽东5月1日致李济深、沈钧儒信中关于“发表三党联合声明”的提议，实际上传达这一信息。但是，形势的发展使新政协领导权的问题随之提出。众所周知，新政协的召开是以中共的强大政治军事实力为其基础，尽管毛泽东提议新政协由三党共同发起，但同时也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而“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可喜的是，民主党派的左翼也指出：“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这不能单凭主观的愿望，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规定”“革命的领导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无比的重担” “事实上今天的武装斗争、农村工作、政策路线，可以说已无一不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其结论也只能是新政协“在可能的条件之下，应该就由中共来召集”。

而一些从事所谓“和平运动”的民主人士在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稍后的1948年6月,写了一篇《中国国民党之复兴运动与中国内战问题之解决》。主张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领导下复兴中国国民党，以此解决中国内战和解决打倒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以后的问题。文中认为：没有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的参与，即使中共完全获得胜利，并组织了“容许若干小党参加以为点缀”的联合政府，也会由于没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使“中国民主宪政之真实基础将永久不易确定”，亦“无以杜绝纷乱之源而奠定太平之基”。这篇后来寄给美国国务院的文章，反映了少数人仍希望走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道路。于是，将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和平运动，成了新政协筹备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过程中，中共虽未明确提出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最初的作法。1948年8月中旬，中共在石家庄召开了包括各阶层人士、少数民族、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体代表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中共的这一举措，既表明继续坚持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统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新政协召开后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体制。

（二）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 “五一”口号发出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致电表示衷心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1948年的8月，民盟主张新政协应由中共来召集,其他民主党派也有类似的表达，这就等于承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名民主党派战胜了内部的其他主张，走上了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22日，陆续到达西柏坡的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共55入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起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第一次明确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同时声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协调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各民主党派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推进和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的努力探索

1、中共积极号召，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和巩固，增强了民主党派和民主爱国人士跟定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日趋成熟。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晋察冀日报》上登载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旗帜鲜明地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表达了各阶层人民的要求，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意愿，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通电，响应“五一”口号号召。

2、精心安排民主人士北上，确立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为安排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了分工。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来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致电各民主党派共商建国大计。1948年5月1日，毛泽东分别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写信，希望他们北上，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政府事宜。从1948年秋开始，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华北局、上海局、香港分局的组织和安排下，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陆续从北平、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和海外秘密来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接待他们的地点有两个，一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党中央十分重视民主人士的接待工作，做到了专人迎接、精心安排食宿。由于香港形势复杂，国民党特务很多，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下。从1948年9月开始，香港的民主人士分四批巧妙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49年3月全部到达解放区。
在西柏坡的毛泽东还于1949年1月分别写信给海外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以及居住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的密友宋庆龄，盛情邀请他们回国或北上讨论建国事宜。他们先后在6月和8月到达北平。大批民主人士的欣然北上，使党所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推进了筹建新中国的日程。
     3、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商国是

在中共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从北平、上海、天津、香港和海外秘密来到解放区，一时间出现“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壮观场面。到达解放区后，即同中共商定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和起草《共同纲领》，一起规划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从而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初形态。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庄严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6]
　　1949年，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时，毛泽东同他谈到了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成员问题，讲道：“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是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土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虽然它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7]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又说，“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8]这些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得到正式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从西柏坡向北平转移的途中，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对做出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9]

在新政协会议选出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构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合作的态度和诚心。民主人士进入国家领导机构的是：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的占全体成员的1∕3。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10]

4、中共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多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一是积极领导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解救大批民主人士

    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有关省市党委都设立了城市工作部。有关国统区的重大工作具体由中央城工部与国统区党的中央局和各地城工部负责。中央城工部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且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由于国民党坚持内战且连吃败仗，军费急剧猛增，国统区经济严重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党乘势从组织学生的要饭吃、反饥饿运动开始，发展到全国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城市居民掀起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广大农民纷纷反抗抓丁和征粮。我当还利用多种形式争取中间力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以不同方式的斗争，汇成势不可挡的洪流，形成了强大的反蒋统一战线。

    1948年7月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经济上面临总崩溃，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疯狂镇压各地爱国民主运动,残杀革命民主人士。我党在国民党的疯狂镇压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实行灵活的策略，组织有秩序的疏散和隐蔽，保护各方面的人才。从1947年10月起，上海中央局和香港分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联合起来先后护送了一大批民主人士由内地赴香港。1948年8月23日，周恩来、李维汉向香港分局致电，说明大量的文艺人才留在外面已无必要，而解放区已有必要和可能发展各种形式的文艺，积极为全国胜利准备人才。

    二是争取把大批民主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粉碎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

    国民党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喘息之机，从1947年7月开始，蒋介石利用一些地方政客及一些资产积极右翼分子，不断放出和平空气，企图通过假和平运动，拯救面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党中央按照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斗争策略及时揭露了其假和平阴谋。党中央毛主席指出：“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诚恳的批评了一些民主人士第三条道路的想法。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党中央调统战工作经验丰富的潘汉年，参与香港分局的领导工作，对在香港活动的民主人士，从工作到生活给予关心和帮助，大力协助他们组织活动，从而把大批民主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决心积极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在香港组成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声明同共产党合作，拒绝出席国民党政府召开的伪国大。中国民主促进会等也发表声明，号召其成员向中共靠拢。

    1948年7月，在人民解放战争日益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营垒中不少派别在美国策动下，又开始假和平运动，图谋发动政变取代蒋介石，实际上是为国民党统治争取卷土重来。一部分中间派的右翼分子，则企图利用倒蒋的方法来限制中国革命的发展。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天真的认为，倒蒋后就会迎来和平。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揭露了美帝和中国反动分子的阴谋，同时，严格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阴谋与民主分子中的天真和平要求，大力推动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向为着人民的真的和平运动发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无情的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声明中国人民有能力早日结束战争，声明愿意同任何国民党军队与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党派领袖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55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彻底批判了美蒋的欺骗行径，反蒋统一战线空前巩固和壮大。

    三是认真纠正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偏差，巩固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

    中共中央来西柏坡后，首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随后，各解放区陆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1亿6千多万人民分得了土地，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党内也出现了“左”的倾向，土改运动出现了“左”的偏差。一些中农被错划成富农、地主受到清算斗争，有些地方严重破坏了民族工商业，有些地方将非党人士一脚踢开，对历史上与我们一道工作、给予我们帮助的开明绅士也搞了斗争，还发生了对地主、富农分子的乱打、乱杀行为。为此，党中央及时采取了彻底纠正了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各解放区迅速落实中央指示，纠正了对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歧视，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任用；在新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严格保护公私工商业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巩固、壮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总之，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注重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从根本上推翻了“三座大山”。我党抓住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刻，筹备召开新政协，筹建新中国，完成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蓝图刻画，为人民当家作主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西柏坡初步形成。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5.
　　[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5.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4] 中国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85.
　　[5] 中国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46.
　　[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9.
　　[7]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376-377.
　　[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2.
　　[1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693.